今文化人揭櫫科學與民主為圖騰，不可說忠君，其實民主的品最低，在科學裏也不通用。民主在今日，惟因與產國主義的量的與統計的法相結，所以還在得勢而已。今日在電視上看英女皇加冕二十五年紀念式典，想着英國沒有了英皇，將會是怎樣的寂寞。英皇是親政的，底下有議會制度，是君主立憲政治，可見也不是提著一個君字就不可以的。何況中國向來還有比議會制好百倍的朝廷制度，天親政，而是無為之治。

中國之君與西洋的不同，西洋的是權，中國的是位，人君即了位，萬民之位亦皆定了。這“位”是像書法裏的與繪畫裏的位置，比數學還更是絕對的。有了位就心都安了，天地萬也都是信實的了。權力是實的、社會的，這位卻是無的位，若是人世之尊，有這個位，天下就都清平了。人君在位，是一切的見證，亦是今生我人有意思的見證。這個思想情，于中國文學中。你不能想像古來無論李白杜甫及什麼人，把他忠君這一點來去了。連一般小民也說皇家雨恩，與王法條條不容情。

再講忠君的文學。

宋詞尚是士的文學，作者有士的自覺，最代表的是晏殊，其小山，謂先大人詞未嘗為兒女語。非不涉女人，而是以士的自覺看女人之正之。至元曲作者，則宁是自儕于俳優，小說如三國演義、滸傳、西遊記，是自茶店說書人，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潤寫成之，自以為不是士所應的。曹雪芹寫紅樓夢，也自居于為士者的經世文章之外。這個事實，在中國文學史上台有一個重大的問題。

忠君

我們要與自然素面相見，不蔽于科學，不蔽于民主。而且有時禮樂文章亦會是蔽，如李后主，宋徽宗，如日本后鳥羽院的藝術境界。所以李賀、李義山、溫筠的詩詞不及李白蘇軾的貴。文章是寫的神的言語，與萬的言語。好文章是寫的言語之始。所以文章是祭師之事，是士之事，就在于有此自覺。

辛亥革命已是士的覺醒，而五四運動反來說要取消士，像西洋一樣。西洋是沒有士的。如此五四的文人，當然也沒有禮樂文章的自覺了。五四的新詩，只屬于民間風謠，上面沒有士的禮樂文章來教化，所以不久就變成惡化，不然即是退萎了。當時周作人的文章，與后來張愛玲的文章，亦只是如同民間風謠。

再來說士。

原來中國祭政一體的傳統，文章屬于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著禮樂文章的自覺，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間的風謠，后來亦一直是士以禮樂文章教化民間的風謠。士對文章的這種強烈的自覺，貫徹于昭明文選，至歐陽修蘇軾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國民間風謠，連茶店說書與戲曲在內，亦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民謠與戲劇所不及。

否定了對現實的自然界的新知識。宋儒講理氣（天理與氣數）原是有對易經的新發見，其先陳搏邵康節是家，以之開拓了對大自然的新的說明方法，其傳卻在朱。可是后之宋學者，收縮為只講天理與人，易經是讀朱註，而宗程傳，程頤的易傳是以人理糊沒了大自然，后來儒生又包辦了科舉，他們對現實的自然界疏隔的程度，到了對現實的世事亦迂腐無知。而自此，士遂無復文章了。

理學上與天文學上的新發見，可以使人因它以為興，但是以理學與天文學的科學方法與數學方法則不是以建造新思想的。

中國的舊小說亦在世界上他無倫比。但是明清以來的儒生，因為迂疏，對現實的自然界的知識無新鮮與歡喜，士無復文章，讀書人寫小說，可比是偷私情，偶一戲為之，可以很好，但是失了禮樂文章的自覺的教化，久后就難為，紅樓夢之后就不再有好小說了。至清末民初，惟崑曲平劇尚好，因戲曲是藝，可以傳授，非如小說的不可傳授。但太久遠沒有上面禮樂文章的自覺為教化，終于連到戲曲也要敗壞的，話劇的趣時與平劇的改造就是這個敗壞。

文明的新思想是因一個興字而悟得，是自己生成的，不是用方法可以被建造的。詩經“桃之夭夭”，只是因它為興，而你若把桃之夭夭來切題，那就離脫了之于歸了。五四時西洋文學原只是借它為興，而到當真要來西洋文學化，遂離脫了中國現代化的本題了。興不是比，更不是賦，民間起兵是興，而把它來比成賦成階級鬥爭，中共禍國之，追本溯源，還是因為五四時文化界要向西洋文學看齊。西洋文學裏是沒有興的，所以大家都對詩經說的一個興字無知了。文章一失，如秦失其鹿，革命云云，政治云云，跟著文章.一齊都失了。

宋儒及科舉八對現實的自然界閉鎖，把文章也喪失，遂反激起了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以為用科學就可以來對應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來代替士，這就大錯了。

所以我也能了解基督徒對基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