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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欣鼓舞，他们庆幸噩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之向我们提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也正是这次SARS之灾给予我们的教训吗？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

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面对共同祸害时所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的人上，这放更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大，以至于个人的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境是比绝望的境本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有战争的质，牺牲个是其不得不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