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你写了多少本书，只知数目太多。你写的诗只讨你自己喜，写的短篇小说又太离奇。你还像父亲和我们家族许多别的成员那样讲课。"

使我兴的是他只字不问我版的书的成败。我换了气，接着说：

他不予理睬，自顾自解释说他的诗集要歌颂全人类的博。当代的诗人不能不面对现实。

我问他阅读时是否像看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样能清晰地区别书中人，还问他有没有通读全集的打算。

他说了两三个书名，包括《双重人格》。

他迟疑了片刻，问我说：

"至于历史…又有一次大战，战各方几乎还是那几个国家。法国很快就投降了；英国和国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德国独裁者发起一场战役，是铁卢战役的重演。194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又了一个罗萨斯，和我们那位亲戚很相像。1955年，科尔多瓦省挽救了我们，正如恩特雷里奥斯以前挽救过我们一样。现在情况不妙。俄国正在霸占全球；国迷信民主，下不了当帝国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士气。既士里土气，又自以为了不起，仿佛不睁开睛看看外面。如果学校里不开拉丁文课程，改教瓜拉尼土语，我也不会到惊奇。"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书怎么样？"

他似乎没有听我说。突然问：

"为什么不可以？"我对他说。"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鲁文·达里奥的蓝诗集和魏尔兰的灰《伤集》。"

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他正在写一本诗，书名打算用《红的颂歌》。他还想到《红的旋律》。

过父亲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死于心脏病。先前中风后半不遂；左手搁在右手上面，像是孩的弱无力的手放在人的手上。他最后活得不耐烦了，但是从不抱怨。祖母也死在那幢房里。临终前几天，她把我们都叫到床前，对我们说：我是个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经土了。这事太平常了，你们谁都不必大惊小怪。诺拉，你的妹妹，结了婚，有两个孩。顺便问一句，家里人怎么样？"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恶的人》，或者我想是《群》吧，"他不无卖地回答。

这一修辞学的企图使我觉得他情绪已经平静。

我发现他本不注意听我讲话。对于不可能而又千真万确的事情的恐惧把他吓住了。我没有女，对这可怜的小伙到一眷恋之情，觉得他比我亲生的儿还亲切。我见他手里着一本书。我问他是什么书。

"这位俄罗斯大师，"他提自己的见解说，"比谁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灵魂的迷。"

"您呢？"

"好。父亲还老是取笑宗教信仰。昨晚还说耶稣和乔人一样，不愿意受牵连，因此总是用寓言传教。"

我陷沉思，接着问他是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说，对所有的殡仪馆老板，所有的邮递员，所有的潜员，所有无家可归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对我说他的集谈的是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

"你所说的被压迫、被遗弃的广大群众，"我说，"只是一个象概念。如果说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个别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个古希腊人早已断言。我们两个，坐在日内瓦或者剑桥的一张长椅上，也许就是证明。"

"说实话，没有，"他略诧异地回答。

除了历史的严格的篇章之外，值得回忆的事实并不需要值得回忆的词句。一个垂死的人会回忆起幼时见过的一张版画；即将投战斗的士兵谈论的是泥泞的路或军士长。我们的境是绝无仅有的，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文学；不过我谈的无非是常向新闻记者们谈的话题。我的另一个我喜发明或发现新的隐喻；我喜的却是符合隐秘或明显的类缘以及我们的想像力已经接受的隐喻。人的衰老和太的夕照，梦和生命，时间和的逝。我向他提这个看法，几年后我还要在一本书中加以阐明。

"如果您了我，您怎么解释说，您居然忘了19

我话一上觉得问得有些唐突。

我问他还浏览过那位大师的什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