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打动，批准了申请。我们走加斯咖啡馆。大会代表大概有十五或二十个，围坐在一张长桌前；我记不清有没有主席台，后来回忆好像有。反正我立即认了我从未见过的主席。堂亚历山大是个上了年纪的、貌岸然的人，前额宽阔，灰睛，红胡已夹有银白。他老是穿的长礼服，常常两手叠搁在拐杖柄上。他材大壮实。左边是个年纪比他轻许多的男人，发也是红；红得像火，而格科埃先生的胡却叫人联想起秋天的枫叶。右边是个长脸的小伙，额低得奇，衣着像是公。大家都要了咖啡，有几个要了艾酒。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有位妇女在座，在许多男人中间分外突。长桌另一有个十来岁的男孩，穿着手服，过不多久就睡着了。还有一位新教牧师，两个显而易见的犹太人，一个黑人（他像街角上扎堆的闲人那样，脖围着丝巾，衣服裹着）。黑人和小孩面前是两杯可可。其余的人给我印象不，只记得一位洛·德尔索先生，特别客气，谈吐文雅，可是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我保存着一次会议的照片，拍摄得模糊不清，不准备公布，因为当时的服装、长发和胡给与会者一戏谑的甚至寒酸的神情，使当时的场面显得虚假。任何团都有创造自己的方言与规矩的倾向；代表大会（它一直给我某梦幻似的觉）似乎希望代表们不必急于了解大会的宗旨，甚至不必急于知同仁的姓名。我很快就明白，我的职责是别提问题，我避免向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打听，因为问他也不会回答。我每星期六都席，过了一两个月就懂得规矩了。从第二次会议开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南方铁路公司的工程师，名叫唐纳德·雷恩，后来他教我英语。

特威尔聪颖睿智，指大会牵涉到哲学范畴问题。筹备一个代表全人类的大会像是确定柏拉图式原型的数目，而这是数百年来使思想家们困惑不解的谜。他建议

堂亚历山大沉默寡言；代表们发言时脸并不对着他，不过我觉得是说给他听的，希望得到他赞同。他只要缓缓个手势，讨论的题目立刻就改变。我逐渐发现，他左边那个红发的人名字很怪，叫特威尔。我还记得他脆弱的模样，那是某些材非常的人的特，仿佛他们的度使他们，便成了弯腰曲背。我记得他手里常常玩一个铜的罗盘，有时往桌上一放。1914年底，他在一个尔兰团队当步兵阵亡。老是坐在右边的是前额很低的小伙，主席的外甥，费尔明·埃古。我不再相信现实主义手法，如果有的话只是虚假的裁；我喜把我逐渐明白的东西痛痛快快一下抖搂来。首先，我希望让读者了解我以前的情况：我是一个卡西尔达的穷孩，小庄园雇工的儿，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突然脐（我是这样觉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也许是世界的心。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仍有当初那缭的觉，这觉以后肯定还会有。

事实俱在；我尽量说得简单一。主席堂亚历山大·格科埃是乌拉圭庄园主，他的农庄和西接壤。他父亲是阿伯了人，上世纪中叶到洲定居。他带来一百来本书，我敢肯定，堂亚历山大一辈就只看了这些书。（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杂七杂八的、目前都在我手的书，是因为其中一本有我故事的源。）第一个格科埃死后有女各一，儿后来就是我们的主席。女儿和埃古家的人结了婚，就是费尔明的妈妈。堂亚历山大向往有朝一日当上议员，但是政治领袖们把他拒于乌拉圭代表大会门外。他好不气恼，决定创立另一个范围更广的代表大会。他想起在卡莱尔激情的篇章里读到过那个崇拜神圣的理念的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事迹，克卢茨代表三十六个国籍不同的人，以"人类发言人"的名义在黎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在他榜样的启发下，堂亚历山大筹划组织一个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人的世界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中心设在加斯咖啡馆；开幕式用四年时间筹备，在堂亚历山大的庄园举行。堂亚历山大同许多乌拉圭人一样，不拥护阿加斯，但布宜诺斯艾利斯，决定代表大会在他的祖国召开。奇怪的是，原定计划确无比地执行了。

起初我们都领取固定的津贴，但是大家情很，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虽然和我一样穷，放弃了津贴，大家也这么了。这一措施很有好，有助于分清良萎；代表人数减少，剩下我们这些忠贞不渝的人。唯一有报酬的职务是秘书，诺拉·厄夫约德没有其他收，工作又极其繁重。组织包罗全球的机构不是轻易的事。大量信件电报往返联系。秘鲁、丹麦、印度斯坦都有来信支持。有个玻利维亚人来信说，他的国家没有海岸，这可悲的境应该列为大会首批讨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