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会

他们朝一座高大的城堡走去，看到城墙上有这么几行文字："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属于全世界。你们进来时经过这里，chu去时还要经过这里。"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及其主人》（1769）

我名叫亚历山大·费里。我有幸结识的《大理石雕》的作者说，我的姓名既带光荣的金属，又有伟大的ma其顿人的遗风。但是这个掷地有声的威武的名字同写这篇东西的灰溜溜的人并不相似。我现在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街的一家旅馆楼上，这里虽说是南城，但已没有南城的特se了。我已经七十多岁；还在教英语，学生为数不多。由于优柔寡断、漫不经心，或者别的原因，我没有结婚，如今还是单shen。我并不为孤独gan到苦恼；容忍自己和自己的怪癖需要很大努力。我发现自己垂垂老矣；确凿无疑的症状是对新鲜事wu不gan兴趣，不觉惊异，也许是因为我注意到新鲜事wu也不特别新鲜，只有一些微小的变化而已。年轻时，我gan怀的是傍晚、郊区和不幸；如今是市中心的早晨和宁静。我不再以哈姆雷特自拟。我加入了保守党和一个象棋俱乐bu，经常以旁观者的shen份心不在焉地去看看。好奇的人可以在墨西哥街国立图书馆某个幽暗的书架上找到我写的《约翰·威尔金斯简析》，这bu作品最好重版，以便修订其中的许多疏漏错误。据说图书馆的新馆长是个文人，从事古文字的研究工作，仿佛现代文字还不够简单似的，他还致力于颂扬一个想像的江湖气十足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从不想了解它。我是1899年来到这个城市的，只有一次偶然碰上一个江湖哥们或者据说是江湖哥们的人。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不妨把那件事写chu来。

上文说过，我是单shen一人；前几天，一个听我谈起费尔明·埃古lun的邻居告诉我埃古lun已经在埃斯特角去世。

那个人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死去的消息却使我郁郁不乐。我知dao自己很孤独；我成了世界上唯一知dao代表大会事件的人，再没有谁和我分享那件事的回忆了。如今我是最后一个大会代表。当然，所有的人都是代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但是我的情况和别人不同。这一点我很清楚；它使我和目前以及将来的无数伙伴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在1904年2月7日以最神圣的名义发誓决不xielou代表大会的内情（世界上有没有神圣或非神圣之分？），不过同样确切的是，我现在成了发伪誓的人也是代表大会的一bu分。这句话听来费解，不过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

不guan怎么说，我自找的任务不是容易的。我从没有尝试过记叙ti裁，连书信式的叙事文章都没有写过，并且更为严重的是，我记录的故事难以置信。由那位不应被遗忘的诗人，《大理石雕》的作者，何sai·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来写这篇文章是最合适的了，但是为时已晚。我决不故意歪曲事实，但我预gan到懒散和笨拙会使我不止一次地chu些差错。

确切的日期无关宏旨。我们只要记住我是1899年从我家乡圣菲省来的。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尽guan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没有什么xi引力，我已经习惯于这个城市，正如人们习惯于自己的shenti或者一zhong老mao病那样。我不太在乎地预见到自己快死了；因此我得克制离题的脾气，赶jin讲事情的经过。

岁月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如果我们有本质的话；促使我一晚去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冲动，正是最初踏进《最后一点钟报》编辑bu的冲动。对于一个外省的穷青年来说，记者的职业有点浪漫，正如首都的穷青年认为当一个高乔或者小庄园的雇工会很浪漫一样。当初我想当新闻记者并不gan到惭愧，现在却觉得单调乏味。我记得我的同事费尔南德斯·伊拉拉说过，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很快就被人忘掉，他的愿望是写传世之作。他已经雕琢（这是通用的动词）chu一些完mei的十四行诗，后来略加修run，收在《大理石雕》的集子里chu版了。

我记不清第一次是怎么听说代表大会的。也许是chu纳付给我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下午，我为了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纳了我，邀请伊拉拉一起去吃晚饭。他谢绝了，说是不能不参加代表大会。我立即领会到他谈的不是坐落在一条西班牙人集居的街dao尽tou的、有圆拱ding的漂亮的建筑，而是某些更秘密、更重要的事情。人们谈论代表大会时，有的带着明显的讽刺口吻，有的压低了声音，有的显得惊恐或好奇；但我相信大家都一无所知。过了几个星期六之后，伊拉拉邀我同去。他对我说已经办好了必要的手续。

那是晚上十来点钟。伊拉拉在电车里告诉我，预备会议一般在星期六举行，堂亚历山大·格lun科埃也许被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