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可归纳几个脉络：

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二、他表示“今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今”是指一九四八年天以来，正是国民党兵败山倒的时候。在这一“目睹耳闻”之下，虽然他一边说“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一边又不得不承认“党国艰危至此”显然是婉转预言什么了。（陈布雷所谓“今以来”的事，照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所列：“一月九日，沈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失陷。八月，东北匪军犯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失陷。十一月，徐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价制解冻，金圆券崩溃，价狂涨。失败主义到行，和谈空气极为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气，京沪通混。”事实与信中所说，正好相反？选）

五、他表示他有“负国负公”之“负罪”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选“误国之罪，百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在公为不可谅恕之罪恶，但在私则有其无可奈何之苦衷”…陈布雷在遗书里声声“自责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选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当局决心推行总动员以“剿匪”嘱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与洪兰友先生等研拟，尚未最后呈稿之决定，而最当局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最当局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证起一些旁证，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来龙去脉，都不是空来风的。其中最重要的透，是蒋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伤逝集》）中这样一段：

一、他表示“追随二十年”中，因为“受知切”所以“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谬承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下”不如一死了之，将最后一命，作为“激轻生之士”以报知己。

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惟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激轻生之士，而此已非有效危艰之，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四、他表示他对“敌人之反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