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讥”、“无可奈何”他在给陈训慈、陈训念、陈叔同三个弟弟的遗书中说:“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最近工作关系本重要,而兄自念身心实丝毫无能为役,焦急不可言喻)”这些将死之言,其实都是有深刻的环境背景的。这就是陈布雷给蒋中正遗书中所说的“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这种现象,从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的追忆里,也可略见一二:
先生在逝世之前,情绪非常不宁,影响他的健康极大。当时最大的问题有二:一为军事情势的逐渐逆转;一为发行金圆券而实施后的限价政策,逐渐动摇。前者使各方面庞杂的意见,纷然而起,他们很多想经由先生而上达蒋主席。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代拆代复(必须先生核准)。承蒙先生看重我,一切对我信任,所以我有胆量接受各方意见或看到各方建议,把它压下来,以免刺激先生;但是先生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乡间至城市的粮食、用品等都至城外待售,不复进入城内,城内粮商也吝而不售,再加上不肖分子的捣乱,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当时国民党以戒严来对付抢米的老百姓,每天枪杀没饭可吃铤而走险的老百姓,朝夕不绝。这种现象,对陈布雷说来,不再是遥远迷濛的流民图,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画了。
更“目睹耳闻,饱受刺激”的,最引起陈布雷无奈之感的,还在他自己的家里。陈布雷共有七子二女。这九个孩子中,陈琏(怜儿)最早做了共产党。陈琏是一九一九年生的。她的母亲是杨夫人,生她以后二十多天就“以生育太频,气血亏竭”而死。陈琏长大后进入师范,读了一年就转入杭州高中,后来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一九三九年,她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又转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抗战胜利后,她在北平贝满女中教书。一九四七年,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中共北京地下电台,又在保定、西安、兰州发现中共组织和地下电台,大肆搜捕,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竟是共产党,蒋介石为之大为惊讶、震怒。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陈琏被捕时,李敖正在北平,真是动人听闻。
不但女儿做了共产党,小儿子陈远(积乐,后改名为陈力)也过去了。陈远是一九二六年生的,他的母亲是王夫人。一九四六年,北平发生美军强xx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美方亦不否认此事,司徒大使在官方报告中说是“个别美国人的恶行”(见reg&Bre,theforgottenambassador,P.94-95)陈远参加示威,被国民党“青年军”殴打。他在一九五二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后来做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政治读物组负责人。不但儿女发了红,连弟弟也保不住,七弟陈训惠也出了问题。陈布雷死后,除长子陈迟(积泉)学农,在台湾做农业专家外,夫人和子女们都“投共”了。三子陈适(积皓)同济大学毕业,学工,是铁路工程师,原被国民党派到奥地利工作,后来“回归”大陆了。长女陈绣也入了共产党。
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