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靠脚对脚的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病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方苞问狱中一个姓杜的，说：“京师里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姓杜的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而刑本十四个清吏司里，喜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所以只要沾上一边就给千方百计抓来。人一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上手铐脚镣，放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这人一肚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又写：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去索讨财，叫“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也治不好的暗伤。方苞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和拷打的也一样。和他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的代价，只骨受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有拿多少作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钱？”方苞又写：“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要的字，奉行的人是看不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决，其余人犯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狱，依法应该立时决，判词都已拟好了，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我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决。长官张结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方苞说他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