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桂桔”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骄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呼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的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桂格”、“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直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曾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棒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