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想到人道主义。人最主要的标志既是精神，那么仅仅地救死扶伤显然不能算彻底的人道。救死扶伤仅仅是关心人的肉体，而忘记了人的精神。把一个要死的人弄活，把一个受伤的人治愈，然后不给他舒展精神的权利，岂非最大的不人道么？无期徒刑比死刑更可怕的道理即在此“士可杀，不可辱”的道理亦在此，屈原的投江和张志新的殉难，也均因此光彩照人间。

至于什么样的理想、目标可以使生之过程壮丽辉煌，这又是另一个题目下当作的文章。但有一点，如果人们普遍感到活得压抑，便足说明理想和目标出了毛病：也许不是字面上的毛病，而是实质性的歧途。

我从洪峰的《湮没》里听到一个声音：你每天的24小时及每年的365天的生活，出了什么毛病没有？荒诞派——《湮没》使我想到这个词——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倾向，他无非是看出了生之过程出现了某种偏差吧？眼见了歧途而予辛辣的笑骂，当然比步于歧途之上还麻木地哼着甜歌更有希望。

我感觉，洪峰主要不是想写小说，主要是在领悟死生，以便看清人的处境，以便弄清一个熟而又熟却万古不灭的问题：生之意义。我不赞成就文学谈文学的意图，文学的起点不应该是文学或者文学诺贝尔奖。假设人类穷竭了上述那个问题，文学肯定会以二分钱以下的价格被拍卖。然而，只要人类存在着那个问题便不灭，这才决定了象洪峰这样的作家应该得一点稿费，偶尔吃一点绝上不了国宴的美味佳肴以保持充沛的精力。不过，就是给一亿元或者一分不给，文学也不可能被出卖给其它行业。为艺术而艺术的合理之处仅在于她必得保持自身的特点和权利，倘有丧失也就不在是她。（譬如文化革命中，其实是没有文学的。）就象谁也没办法让人作什么梦和不作什么梦一样。你逼着他作这种梦别作那种梦，他可能就作不出任何梦而光是整夜地瞪着睛眼只剩下一个被迫的想法，或者他就作出一个反抗威逼的梦来令你大为不满意。这是没办法的事。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我想，艺术活动就是人在寻找自身与外部世界的最佳相处形式（与此同时也必然发现人与外部世界的最糟相处形式）。人在这种发现和寻找中感悟到生命的神秘、美妙与悲壮，从而使苦难的灵魂走向（不是达到）解放，这便是艺术的意味。这形式有多种层次：社会的、自然的、个人与全人类的、全人类与全宇宙的等等，多至无穷。人的语言面对这一现实，显得过于苍白无力，因而无法靠语言的内容把它说清楚，只好靠语言的形式显示意味以便让人们去感悟了。因为不管您说出多少真理，面对无穷的世界也仍然等于0（注意，这儿说的不是法律之类，而法律之类永远需要修正这一点也是有意味的）。您不妨把您那些无穷的感受借助形式的力量暗示给众人，让别人也面对着无穷来沉思。幸亏我们面对了无穷，这样我们才永远有路可走。幸亏我们又有感悟的本事，这样我们才在路上走得有滋有味。谢谢自然之神的巧安排。走吧，无论是苦难还是欢乐，都是神赐予我们获得美感的机会。不能停滞，停滞一刻便有一刻的厌倦；不能倒退，倒退让人精神不正常；只有走，走进一步便获得新的美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没了。话说回来了：人只有这么一个追寻的过程，或者说是这个过程规定了人的含意。灵魂可以达到（不仅是走向）彻底解放么？似乎可以，把这过程就看成目的，把过程中的一切困境都看成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灵魂的枷锁就打碎了。又似乎不可以，因为若无灵魂的痛苦感又何谓困境呢？要是干脆到达到无困境的境地怎么样？对不起无矛盾乃是玩完的征兆。也谢谢自然之神这残酷的安排吧，否则咱们也就没了欢乐的机会。我常常想，是丑人儿造就了美人儿的，漂亮姐和英俊小伙应感谢丑丫头和赖汉子，万勿恩将仇报。同理，一切想实现自身价值的人都应当感谢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