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篮和射门时心理负担就越重，球反而不进。越是想赢，越是不敢轻易有所创造，昏昏然只记住以往进球的老路，弄不清眼前的困境与通途。而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却满场显示着每一个生命的力量、自由与创造精神，他们以此为荣，更愿意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现自己的本事，反而抓住了更多的进球机会。

一个是，借助球赛赞美着生命的辉煌。

一个是，球借助人，以便进门或进篮筐。

写小说亦如此，越想获奖越写成温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没了创造。没有创造干嘛叫创作。叫创作就应与介绍、导游、展览、集锦等等分开。不面对困境，又何从创造呢？

中国人喜欢从古人那儿找根据，再从洋人的眼色里找判断，于是古也一窝蜂，洋也一窝蜂。

阿城并非学古，而是从古中找到了新。也有人总在篇首引一行古诗，问题是以下的全篇都不如这一行有意思。

莫言把旧而又旧的土匪故事写出了新意，精彩纷呈。也有人在新而又新的改革题材上重弹着滥调。

北岛对外国人说：我还没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不稀罕。可是某位小提琴家在资本主义国家拉着还没有社会主义时代的曲子得了远不如诺贝尔奖的奖时，却被认为是为国争光。

马原的小说非古非洋，神奇而广阔。李姞说他是在五维世界中创作，我有同感。精神是第五维。

说这些作家在五维世界中找中国文学的新路，莫如说他们是在找人的新路。

与世界文学对话，当然不能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这样跟着便永远是在后边。

拿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来！但不能拿癫头疮和虱子。你有航天飞机我有故宫，也不行。

那些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作家，往往是在无人能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说出前无古人的话来。他们是在与命运之神对话。因此我们甚至不必去想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件事，只想想我们跟命运之神有什么话要讲就是了。

这样也不见得能立刻把我们弄到世界文学的前列去，不过我们不关心这一点，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新路。倘有一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先列，我们还是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新路无尽无休尚且让我们关心不过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话说得乱，引得别人误会了。现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活，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罗素说：“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