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辆“福”字牌椅，开启了我走南闯北的历史。其实是众人推着、背着、抬着我，去看中国。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见了久别的“清平湾”；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领了个奖。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原总想把我到西藏去看看，我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他只好请我去了趟沈。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时她们还不知，所谓“给我妹妹挑件羊衫”其实是借，那时我又一次摇了情，并且至今没再摇来。少功、建功还有何立伟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仅于近海小试风狼，已然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涛看似柔，一旦颠

得了奖，像是有了儿资本，这年夏天我被邀请参加了《丑小鸭》的“青岛笔会”双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神”大意是：想事你就别太要面，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文革”闹得我们都只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脸神”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医才得突飞猛，在陕北的窑里了不知多少手术，被全国尖的外科专家叹为奇迹。于是乎我便也给自己立个法：不多么厚脸，也要多往作家堆儿里凑。幸而除了两不仁不义，其余的官都还就班，便一闭，拖累着大伙儿去了趟青岛。

那一辆自制的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愿！但是下一辆真正的椅来了，母亲却没能看到。

除了这辆椅，还有一件也是我多么希望母亲看见的事，她却没能看见：1983年，我的小说得了全国奖。

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场（电影院），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椅送我去…雪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冰凌，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母亲知我正打算写什么，又知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唯朦胧地都怀着希望。”

《丑小鸭》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那辆“福”字牌椅，理应归功其首任社长胡石英。见我那手摇车抬上抬下着实不便，他自言自语：“有没有更轻便一儿的？也许我们能送他一辆。”瞌睡中的刘树生急忙醒自己，接过话儿：“行啊，这事儿给我啦，你只报销就是。”胡石英言又止——那得多少钱呀，他心里也没底。那时铁良还在“医疗设备厂”工作，说正有一批中外合资的椅在试生产，好是好，就是贵。树生又是那句话：“行啊，这事儿给我啦，你去买来就是。”买来了，四百九十五块，1983年呀！据说胡社长盯着发票咋。

下一辆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一辆正规并且工的椅，全的不锈钢，可折叠，可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金的“福”字。

参照以往的经验，我执意要连人带那辆手摇车一起上行李厢，理由是下了火车不也得靠它？其时全中国的租车也未必能超过百辆。树生兄便一路陪伴。谁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河，下了火车由甘铁生骑车推我到宾馆），行李厢内货品拥，密不透风，树生心脏本已脆弱，只好于一路挥汗、谈笑之间频频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时我也怕了，托运了椅，随众人去坐座。站在车，我们的车厢在车尾；大的树生兄背了我走，先还听他不不慢地安我，后便只闻其风箱也似的。待找到座位，偌大一个刘树生竟似只剩下了一张煞白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