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战运动就是一自觉运动，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而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对一个挥舞着刀、冲墨西哥领土的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不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度的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合行，毅然决然地船。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的要求。一八四六年，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国士兵把刺刀戳墨西哥士兵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大机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在制造杀人的武还是救人的工，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行为就可以有两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还"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把上司待下来的工作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上了贼船，为什么不海离开？不海，就是贼。

里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判制度；再象一，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由自己嘴里讲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的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