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彭娘终于在我的大喊声中来到了台，她们朝对岸一望，便知不妙，连说：“造孽啊，造孽！”然而，她们摇着离开时，也还没有惊慌，因为重庆常有火灾，她们那时只不过以为又来了一场较大的火灾而已。

可是那天的大火越烧越邪。几个小时后，从我家台所能望见的那个直角三角形的半个山城，已然几乎全被火与烟所笼罩，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上层燃烧的房屋如何带着火焰塌下来，使下层的房屋立刻也陷火海。那个躺在凉椅上的人不知去向，那片坝已堆满下的燃烧。最惨的是沿江的“吊脚屋”它们几乎在一瞬间便带着火苗跌了江中。有一些帆船大概是想靠岸救人，可是很快便有一艘、两艘被飞下的燃烧引燃，于是其余的又赶驶离。江边现了越来越多的蚂蚁一样的逃难人群，我看见当燃烧飞溅落到江边甚至江中时，一些“蚂蚁”只好拼命往江里涌，最后一些人在江里只了蚕般的黑发…后来听说，有些人不愿被烤死，终于被淹死，那真是不折不扣的火！

嵌在我记忆里很的画面是，山城腰的火连成了一片，不能说是红，而是动的红龙了，火焰上的烟尘也仿佛打翻的墨瓶，在蓝天这块大纸上恣意地浸开去。可是，虽然在对岸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有大火在燃，然而，我分明地又看到，那底下的“吊脚屋”里的人，却全然不知，还在继续他们原有的活动，一个房前面的小坝上，有个人悠闲地躺在凉椅上，摇着把大蒲扇…

因此，解放后他不仅立即被收为重庆海关接收小组的成员，并且以思想步、为人正派、业务娴熟为由，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时，立刻被调任为新海关总署的统计副长。这样，在1950年天，爸爸便带妈妈、小哥哥、和我，先乘船过三峡、夔门至武汉，再乘火车到达北京。从此我便在北京定居，一晃竟已有56个年了。

我爸爸刘天演本是旧重庆海关的总务主任，可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夕，将重庆海关的全财产妥善而完整地保存与维护了下来(“九？二大火灾”中也没有受损)，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妈妈和彭娘是怎样惶急起来的，我不太清楚，总之，当我发现妈妈里有了泪，并且一贯总是沉着的彭娘也手打颤起来时，我才明白，对岸的大火不仅烧死了无数的“蚂蚁”而且，也危及到爸爸，还有小哥哥和的安全。我心里刚明白，便“哇”地大哭起来，这是一个七岁儿童唯一采取的摆脱危机的办法。

一个七岁的儿童，亲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景象，却并不能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复述，使用了现在所掌握的文字和技术，努力想回复当时的印象与受，可是，很难。只能向读者保证：确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储存在了记忆之中。

1949年10月1日，解放军还没开山城，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我们一家人在那台上，围聚在一个电收音机边，听到了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朝江对岸望去，满目疮痍的山城，仍有一些地方在冒着劫后的余烟。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无从和爸爸他们联系，只好听天由命。当晚爸爸没有回家，哥哥也没消息。妈妈和彭娘彻夜未睡。对岸的大火在夜空中显得更加狰狞恐怖。火焰的气顺风过来，火星也越江飘散，楼下的人家开始朝楼墙上泼，以防万一。妈妈和彭娘心有余而力不足，望火觳觫。我哭累了，终于酣睡于妈妈怀抱中，她搂抱我良久才把我放到床上去。

大概是在年底，解放军来到了山城，人们打腰鼓，扭秧歌，南岸的小学里，人们和解放军联，一边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边旋转着舞动，唱到最后，圆环缩，意味着团结无间，并且在当中举起一个小孩，小孩则挥舞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我便充当过那被举起的角，那一刻真是无比兴、无比自豪！

军舰上挂起的“万国旗”

第二天爸爸终于了面，后来哥哥也回了家。那次山城的“九？二大火灾”使无数老百姓家破人亡，同班同学杨素珍的父母便惨死在火海之中。“九？二大火灾”究竟是一场由于普通人用火不慎(而当时的消防系统已然痪)，从而酿成的特大火灾，还是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分蓄意放火以制造恐慌，并以此来销毁可能落到解放军手里的资据说有人考证来，是两因素织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