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族的影响。尽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不同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行的并包括它自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大约是在1978年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我是“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有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传到自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他话里有话。

《班主任》来以后，我收到无数的读者来信，另一个短篇《情的位置》来以后，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增至七千余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励我的。但就在那时，有一封寄自广州的信因为写错了地址，误投到了某一单位，并被拆阅了。信是两姊妹写的，她们自称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光荣党的，作为共产党员，她们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写法。她们认为被我极温和地批评了的那个团支书记谢慧的形象，是对共青团员的歪曲和诬蔑，她们认为像《班主任》那样暴社会的暗面，只能令海内外的敌人拍手称快。可惜她们那封信没有留存下来，我转述得远比她们冷静，她们当时似乎使用了更为严厉的语气并上到了更的“纲线”上。本来即使像她们这样的批评，作为一个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倾听的，但偏偏那时香港一家杂志刊一篇未经我审阅过的访问记。在那个访问记里我明显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并且接受了“新写实主义”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张把那封“两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和香港杂志上我的有关“言论”合并为一份“内简报”上报和分发。幸亏一位好心的前辈，把这个可能现的情况告知了我。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震惊。许多年过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为原因不记得那时的情形了，有许多年轻的朋友当时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还能够记得，陈冲走上银幕的第一影片是谢晋执导的《青》(而不是后来那使她和刘晓庆成为明星的《小》)。《青》是一非常古怪的影片，那影片不消说是否定“四人帮”的，但却非常情地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冲所扮演的那位听觉失聪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过“徒步大串联”终于来到了北京城，并同其他的“红卫兵战士”激动地接受了主席的检阅，影片中有大段主席挥手(利用的纪录片镜)和陈冲等饰演的“红卫兵”泪纵横的场景。这就说明，并不是“四人帮”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彻底否定。要不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对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族、对我所的现实社会、对笼罩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环境、对人、对个人与命运宇宙的神秘关系诸多方面的认识与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