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须采取“两个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并仍应执行的态度，在1978年及那以后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当然不情愿，并且自己觉得也不应该成为政治上错误的典型，因为那份简报如果编成，就连我同意访问者“新写实主义”的提法，也要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例。后来由于我的反对和一两位老同志的明智，这份简报没有编发。今天想来，这份简报就是编发了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这一事态的出现使我伤心地懂得，在当时的运转机制里，不仅我收到的几千封支持鼓励的读者来信没有什么分量，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肯定性文章，也并不一定作数，只要有份编得“精彩”的“简报”或“内参”(甚至无需造谣)，就足可使一个人的命运逆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矢志要为改变这种不良的机制而努力，并自觉地投身于关于政治公开化，增进透明度的体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伤痕文学”狼潮一过之后便随之而去的文坛过客，我从小就热爱文学，我希望以作家为终身职业。因此，从1979年以后，我就注意调动自己的美学潜力并调整自己的文学步伐。我写出了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中篇小说《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我开始把文学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个人，开掘和探索人性，并钻研小说的结构技巧与叙述方式。也许我是在前后脚走上文坛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说以外写“创作谈”最多的一个，因为我内心有一种驱动力，迫使我不断调整我的美学意识以跟上迅速发展的文学形势。我不懈的努力并没有落空，自1980年以后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书，林斤澜在读了我的《立体交叉桥》后才正式承认我有写真正的小说的能力。这位我尊为林大哥的作家的这一评价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半年之际，发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听到播音员播出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职检查。这条消息随即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3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并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版要闻。《光明日报》不仅将这消息作为头版头条，而且在标题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时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职整整200天后，复职并获准到美国进行了50天的讲学访问。我发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狼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