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由小“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呆过的人，据切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了一把汗――这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年11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月，报纸上还刊登当时最领导人的讲话神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后，影响就更大了。北京一些来往密切的业余作者，也都纷纷给予鼓励，我所任职的版社的同人们也都为我兴。大家在一起，兴采烈地创办了《十月》(开还不叫刊，叫丛书，实际就是大型文学刊)。我趁打铁，在《十月》创刊号上发表了《情的位置》，电台也上就广播了。我又在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醒来吧，弟弟》，电台又予广播。这些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受到一审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都很快站来支持。但反对的意见也颇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而是写给“有关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仑堡曾发表过一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也有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他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伤痕文学之父”等等。

《班主任》小说稿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的理过程，我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我是一个格内向的人，不善公关际，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稿直接送到《人民文学》编辑去其实从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骑车过去只需十多分钟，可是于羞涩，我还是宁愿钱费时通过邮局寄去。小说发表来时已是12月(刊脱期了)。我从报纸上看见目录，自己骑车到编辑，没好意思见编辑，直接到总务人员所在的大屋，拿现金买了十本，那屋里的人当时也不知我是谁。了编辑，我赶骑车回家，展读那油墨香的刊，心里很兴。不过，那并不是我一回闻见自己文章印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第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过约七十篇小小说、散文、评论什么的，大都非常幼稚。1974年到1976年，为调离中学，我为当时恢复版业务的机构提供合乎当时要求的文稿，发表过若短篇小说、一儿童文学中篇作品、一电影文学作品。这虽然都是些现在提起令我脸红的东西，但它们也可能使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多少对我有些印象，因而能及时审阅我的稿。我对《班主任》敝帚自珍，因为那毕竟是我第一篇据自己的真实受，写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我并因此成名，为世人所知。

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能公开拿去吗在发表的支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稿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信函收费。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公事公办”毫不通，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不寄了。从东单邮局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榭，我坐在一角，想作最后决定：这稿要不要投去还是脆拉倒后来我取《班主任》的稿，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动，我决定，还是投去吧，大不了发表不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