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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班主任》的回忆(3/7)

,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五”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放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20世纪80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站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展拓了以笔驰骋的空间。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29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关于《红楼梦》的问答

[按]这是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一个访谈节目,已于2006年7月10日分别在中央电视台1频道和10频道播出四次。现将节目中我对主持人及现场观众提问的回答摘录如下:

主持人:您最早读《红楼梦》是在多大岁数?

刘心武:我想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发现父亲睡觉的床的枕头特别高,我就掀开枕头,发现里面就有这个,还不是线装的,但是印刷年代非常古老。书里面还有绣像,那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他怎么看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啊?我的父母觉得我小,是不提倡我看的,但是真发现我从枕头底下薅出来看吧,他们也没有谴责我。所以我最早看应该就是在上小学,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12岁这个段上。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最早看《红楼梦》的时候,您爱挑着什么看?

刘心武:爱看打架的那段,也就是第九回:起嫌疑顽童闹学堂。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就是肢体语言比较少的人,我读这个的时候就觉得书里面的人替我发泄了。还有那个醉金刚倪二那段我喜欢看,这些都是配角,别人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我当时住在隆福寺附近,什么东廊下、西廊下,《红楼梦》里面有这个地名,有这个西廊下的地名,所以特感兴趣。

主持人:后来到多大的时候,您觉得开始能懂一点《红楼梦》这本书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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