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师昭是天津来的，20，在同学中算是年龄大的，为人又稳重，家教很严——替她取名师昭，要她效法《女训》的班昭，显然守旧。因为比同学们年长几岁，比较善解人意，对张玲的境很了解，知得奖的意义对她有多么重大——还不止只是奖金的缘故。她替玲庆幸，也要替她在边的阔小中撑面，便把信传给别的女生看，一边解释《西风》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一本杂志，得这个奖有多么不容易。

求学三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偶尔从书卷中抬起来，看着饭堂外面坡斜的园，园里灼灼的杜鹃，门汀围着铁栏杆，铁栏杆外的雾或是雾一样的雨，再远，是海那边的一抹青山。那时候，心是静的，属于天地与自然。

为了加英语练习，她从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书写，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本地的女孩都是圣斯提反书院毕业的，与来西亚侨生都是只读英文，中文不过识字；又多是阔小，最是挥金如土，于的，社活动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讲究吃又讲究穿。然而玲为了节约开支，不敢参加任何活动，免得在学费膳宿与买书费外再有额外开销。在香港求学三年，也没学会舞，因为怕要置办舞裙。

玲十分激，面上得淡然，心里却乐得飞飞的，不得刊了自己文章的杂志赶自己长翅膀飞过来。

“你看。”她递过信去，不得有人同她分享快乐与荣誉。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与所有的人分享，可惜同学们都是华侨，多半不懂中文，就只有蔡师昭熟悉中文报刊。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父亲是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一天，要自租小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问底要知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大学的苦楚，说得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主，又回去请示修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了。张玲大丢面，无可争，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揣别人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个奖学金，也被她一人独得，不但学费膳宿费全免，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蔡师照还在等着一步分享她的快乐，看到印有《西风》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立即问：“奖金到了么？”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玲心上的一块石，压了大半辈之久。

然而等了许多日，正式的通知单终于来了，却写着第十三名——非但不是奖，二奖三奖也不是，仅仅是荣誉奖第三名。

清自诩的张玲会那样真诚而迅速地喜上炎樱，是于欣赏——炎樱是她之外另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是另一方式的特立独行。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要

蔡师昭看了，糊糊地咕哝了一句：“怎么回事？”便不再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脸上没什么表情，是不知该何表情；她替张玲觉得难堪，于是张玲也就益发难堪了。

这天同学蔡师昭一边分信一边念名字，念到张玲，她以为又是姑姑来信了，兴采烈地拆开，却是《西风》的获奖通知，不由又惊又喜地“呀”了一声。蔡师昭看到她的样，笑着问：“什么事这么开心？”

“不是奖。”玲讪讪地笑着，把通知单给蔡师昭，声音低低的，也低低的。

她是地被《西风》获奖的这件事给伤着了。“穷”已经像个红字般烙在额角，让她羞窘；这次征文获奖，原以为可以给自己挣面的，不想闹了个乌龙，更加郁闷。

当时女生宿舍的规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发邮件。张玲最喜收到姑姑的信，淑女化的蓝字迹写在粉红的拷贝纸边上，像一幅致的印象派裱画。每每见了，真有“见字如晤”的亲切。

——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她后来才会大声喊“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在香港的张玲依然是特立独行的，但是终于也到了一个好朋友，往了许多年。那就是炎樱，在张玲一生遇到的女中，炎樱的重要仅次于她的妈妈和姑姑，还在苏青之前。

一冷香的书卷气——是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签、锦里装着的清代礼服的五图版；那森幽寂的空气，都是她熟稔而喜的，坐在图书馆里，就仿佛坐在历史的殿堂中，有君临天下的安泰与笃定。

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的分数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