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岁的孩，一上幼儿园就得被带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馆。上幼儿园要缴几元学费，我只能在幼儿园的围墙外，红地听着围墙内传来的歌声，手风琴伴奏着“不忘阶级苦”上小学，我七岁，才有这幸运走展览馆，里面有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用酷刑的刑、被害

王妈妈在一夜之间成了光荣的烈属，逢八。一建军节和节，街委员会都敲锣打鼓到院里来，把盖有好几个大红圆章的问信贴在王妈妈的门上。有一年还补发了一个小木块，用红字雕着“烈属光荣”醒目挂在门楣右侧。王妈妈周上下落得光彩，脸上堆满喜气。蒜一件事与人发生角，不三句话，她总会说“我是烈属。”

为了我，母亲行了不仁不义，让三姨夫饿死。就这一，我也不必再与她纠缠读书的事，起码今天我不能跟她闹别扭。

没隔一会，她家开着的门被一脚狠狠蹬上了。“成天打，有完没完？想我烟囱呀？”王妈妈在劝架，同时也在骂架。她的么儿和么儿媳都有三个小孩了，还三天两打架。闹得王妈妈的二个女儿，即使回家也坐不上半天。一家三代人窝在一起，隔不了几天，就有场戏演。

尸呢？母亲觉得自己整个人直在摇晃，连忙扶住门框。

“儿太乖，鬼都要来找，”工休从船上回家的王伯伯自言自语说。每次回家他心呕气，总还未到工休结束便返回船上。老二放大成五寸的黑白像，一个中学生腼腆的笑容，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在立柜和床间的墙上。每次我看见这照片，老是怕去想这颗颅是怎么下地的。

女人响亮的哭泣声，从正对着厨房的王妈妈家传。

“我怎个就给他二块钱？我上明明还有五块钱，他是专来投奔我们的。他在我们家有困难时还搭救过我们呢！那阵我已经怀上了你，我是为了你，活活饿死冻死了他。以前他搭助我们时，真是大方。”母亲用牙齿咬断线，把针线收拾好，瞟了我一。那句她说过的话又响在我耳边：让你活着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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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我还没有生，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那个公共厕所，和每个公共厕所没多大差别，脏，臭，烂，两只脚踩得不小心，就会掉下粪坑。死在那地方，比死在天还不如。我觉得母亲的后悔药里，全是自己的自圆其说——她可以住一切压力，让又病又饿的三姨夫在家中住下来，起码住几天是可以的。不过母亲如果能住那压力，也太完了。她没有那么完，她自私，她怕。米缸里没米，锅里没油，而上随时都可能有政治上的“揪辫”为了我的哥哥们，更是为了我，母亲畏缩了。

定量的粮。他脸和都饿了，这时候要饭也太难了，乞丐越来越多，给剩饭的人几乎没有。他夜里就住在坡下那个公共厕所里，没吃没喝的，冷溲溲的天连块烂布也没盖的，活活饿死了。睛也没闭上，睁好大，住着三姨房的女人一边比划一边说。

王妈妈死去的二儿，是她四个儿女中生得最周正，也最听话的，学习成绩一直冒尖，本来该是读大学的料，但十九岁的青年，觉得能当上解放军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走了。那女人突然反应过来，对母亲说：你是他啥人？你是啥人，听我一言，别再打听他。他是劳改犯，别惹麻烦。说完女人把两扇木门合拢，母亲只得退门槛，让那门在面前哐当一声关上。

“儿都没了，你一回也不伤心落泪，”么儿媳骂架时洗刷王妈妈。

收拾起碗筷，我到大厨房自家的灶前洗碗。一盏15瓦电灯悬在房中间，投下微光。脏碗都泡在炒菜用的大铁锅里，是凉的，炉火已灭了，烧费煤，好在碗筷几乎没有油腻。父母说：我们穷归穷，但我们得净。每隔半月或二十天，就用碱清洗碗筷，木锅盖和灶前的竹桌。

“我为啥要伤心，他为革命没了，我兴还来不及呢，”她振振有词地答。

王妈妈的二儿参加解放军，正是1956年康藏族叛之时，被派到四川与西藏界的川康地区剿匪。剽悍的康牧民队，在草原上来去如风。夜里摸了帐蓬，袭击队，砍了所有俘虏的颅。后来国家调动大批飞机，空投伞兵，用火迎着猛烧，才挡住了狂奔的康队。象王妈妈儿这样的新兵去剿匪，脆是去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