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办公室把基建易长电话召来，吩咐他尽快安排把一楼二楼的墙砌起来。虽然我明白当街的那一面墙有一天还是要打开的，但现在却必须砌起来，让厅长安心。浪费了几十万，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什么叫政治优先？易长说：“程序是应该等封了以后再砌墙的。一楼还堆了很多材料，砌了墙运送就不方便了。”我说：“要加快度。”又说：“留一条通吧。”他还想解释，我了一个无需多言的手势。他也许习惯了执行一些无法理解的指示，就不再多说。

回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双手在上拍打。我说：“这汗小事把你喜成这样，参天大树才发一个芽来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到那天我看卫生厅就像今天看中医协会一样。她拍打一番又对我说：“你在厅长面前可别这副喜滋滋的样，他看了不舒服，心里转一个弯你就没戏了。”我说：“我还敢喜？我很悲哀的呢。”就表演一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它的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兴是肯定的。在圈里呆久了，我形成一看人看事的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德的光都不太牢靠。圈里的友谊是在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有民间友谊的自发，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这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的评价却更低了。节后，厅长这一任都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这使我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地低调人。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引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知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是有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这样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

得谁来了就另搞一吧？再说他想搞就搞得起来吗？有我们在呢。”厅长沉一会说：“我退下来的事已经定了，就不去说了，省里要我推荐一个人，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我想推荐你。”我连声说：“那怎么行，我…”厅长指一动截断了我的话，说：“你怎么不行？要学历，要学问，要职称，件都有了，年龄也正是时候，四十吧。掌握厅里全局的经验也有两年了。当然再过两年更成熟些，可惜没有时间了。”我几乎要泪说：“厅长，我真的不知怎么说。就凭你信任我，不以后怎么样，也要把没完的事下去。”厅长说：“当然我只能推荐，最后定还是省里的事。想跨这一步的人多啊。要跨这一步不是件简单的事！其实在十多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厅里的梯队问题，看你是一棵苗，血气旺了一，年轻人嘛，放到中医协会去磨一磨你的。看起来你还是锻炼来了。”离开了厅长，我对他心存谢，又想到连厅长那么明的人也会一本正经地担忧，自己是不可替代的，厅里的事情没有了他就不行。他是诸葛亮，别人是阿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在圈里浸泡久了，特别是在巅峰呆久了的人，你要他有正常人的思维，也难。人有偏见，有盲，因此奇怪并不奇怪，正如荒谬并不荒谬。

三月份厅长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厅长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意识越是烈，就越是会到厅长对这个问题的，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说圈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都不抱这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人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