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交际圈外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例如,露思·皮特只知道他曾经住在波特贝罗街。和其他人一样,她认为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就像拒绝一张1万英镑的支票一样”此外,这样做法对他的父母也很无情。在一次由一位伊顿的老朋友莫里斯·怀特姆筹备的,由1916年伊顿选举的成员参加的晚宴上,辞职不确定的消息使奥威尔心烦意乱。奥威尔那时候是如此的不自信,几乎什么也没有说,以至后来给怀特姆留下的印象是,缅甸警方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一切都悬而未决,似乎决定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故。
奥威尔当时的言谈举止可能都流于客套:善自韬晦,深藏不露。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出自于前途的不确定。奥威尔此时生活的其他方面显示他不得不脱离他的家庭和教育为他设定的生活轨道:在社交方面,他和丹尼·科林斯或是跟着他的伊顿的同辈人艾伦·克拉顿布鲁克呆在一起,他们都很开心。而唯一真正的目击者倒是露思·皮特,尽管奥威尔并不信任她,很少跟她讲什么。她稍微年长奥威尔几岁,正忙于自己的业务——她后来和朋友凯瑟琳·奥哈拉合开了一家陶器工作室——皮特喜欢她的这位年轻的相识,总能在他身上找到荒唐的地方取乐一下。她发现他看上去病恹恹的,总被一只“肮脏的”、需要治疗的脚困扰着。尽管有丹尼先生的帮忙,英国寒冷的冬天还是给他极大的困扰。她记得他好像总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工作之前需要靠烛焰暖手。可能所有记忆中最核心的还是一些似乎带些异国情调的东西,那是与1920年后期的伦敦西部的美妙生活格格不入的。从缅甸带回的好几箱子衣服中还有一些大檐帽:奥威尔戴着这些帽子走在街上时,总有成群结队的小孩被吸引而跟着他。更重要的可能是在皮特眼里,奥威尔的异国情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她差不多观察了10年的一个家族的一部分。相对于萨福克郡尊重他人的工人阶级,她眼里的布莱尔一家“非常破落”却享受着内莉姨妈的陪伴。内莉姨妈当时住在附近,喜欢设晚宴待客(“她给我们提供一些可怕的菜,就像一个巴黎人手头拮据时在巴黎能吃到的菜”)。此外,在吉辛莎·巴迪康姆,或许还有康诺利之外,她是第一个有幸看到奥威尔习作的人。可以推断的是,作为一个已经出版了作品的诗人,在皮特看来,奥威尔早期的作品笨拙得不可挽救“就像母牛扛步枪一样”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第一句竟然是“公园里的藩红花开了”她和凯瑟琳以纠正这些散落在奥威尔早期作品手稿中的粗心的拼写错误来取乐。
此外,露思·皮特又见证了奥威尔第一次下定决心去收集写作素材,动身徒步去伦敦东部远足,这次努力使得他得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在10年后出版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中,奥威尔全面合理地解释了他为什么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深入到伦敦东部最贫穷的劳工阶层。为一个压迫人的制度工作了5年,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谴责。于是,他感觉到自己要逃离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而是“一切人压迫人的制度”——失败倒好像成了美德。这种想法使他放眼于英国的劳工阶层,他认为他们在英国的状况就像缅甸的缅甸人,是一切不公正的受难者,他们的状况被主导的经济状况夸大了。当时是1927年末,距离那次被一位史学家称为“英国工人阶级拿起又重重放下的上了膛的左轮手枪”的大罢工已经一年半了。1922年奥威尔离开英国时候的“失业率”几乎为零,而此时几乎每份报纸都在大谈特谈失业问题。但在这时候,死要面子的中下阶层还不是奥威尔关注的群体,对他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贫穷,意味着得“残忍地被饿死”他要寻找的是真正生活在英国社会边缘的人:流狼汉、被生活击垮的人、乞丐、还有街头艺术家。《通向威根堤之路》一书对这次采风的收获进行了精心安排,详细地给予了讲述。奥威尔向东出发,在莱姆豪斯大道旁一家贴着“单身男人的好住处”字样广告的旅馆前停了下来,花了9便士。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搬运工、挖土工,还有几个水手正打算玩跳棋。看到新来的奥威尔,一个魁梧的醉汉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奥威尔抖擞起精神打算应对麻烦,结果那个人只是友善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大声说道“来杯茶吧,伙计。”奥威尔喝了杯茶。“那就像是一次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