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张元济莞尔一笑，径直去了。至于之后究竟如何打算，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了。

就张元济所在的光绪壬辰科中，下位居三品以上的就有学右侍郎宝熙、宪政编查馆总务帮总办汪诒书、云南察使汤寿潜、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等人，这些都可以成为张元济上的助力。最最关键的是，在分京师大学堂的学里，左侍郎孙元起、右侍郎宝熙都是张元济的熟人！

此外，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站过队也是资历的重要组成分，好比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蹲过渣滓一样，参与维新变法并被革职也能成为一显赫资历。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上对赵尔丰藏提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々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在历史书上，总会描述清末政府有多么颟顸无能、官员又是多么昏庸。孙元起却在新闻中看到一个举步维艰的政府为了国家机正常运转所的各努力：颁布法律，兴办学校，抗洪救灾，修筑铁路，禁罂粟…其中最让孙元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对于西藏事务的理。

孙元起趁打铁：“希望您在执掌大权之后，能洗刷旧习一整乾坤，使得京师大学堂成为能和经世大学媲的京城第一校！”

无论怎么，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政府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资源。“同年”可是比“同袍”、“同娼”、“同赃”还铁的同窗、同志加战友关系。同一科二三百人，经过十多二十年奋斗，总有几个爬上了位，剩下的人只要和他们拉好关系，都可以混个肚圆。

接下来的日里，杨度久去不归，再也没人给孙元起分析朝中风云变幻。孙元起只得自力更生，在批改作业、撰写论文之余，抱着邸钞、报纸暗自琢磨。这一看，倒让他发现了某些清末不为人知的细节。

到了1908年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合，西藏所需各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现互相扯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各接济均能落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