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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宗教观的发展(3/7)

们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能力去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处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道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营》中如此强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魔鬼无异的机器,一个这台机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眼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眼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感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眼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种怀疑拽入我们的道德体系。只有通过一种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感觉,一种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感觉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管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种启示、宁静、肯定性,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这个奇特之处:在卡夫卡那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怕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进去的人,或是那人头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高法庭)的正义、一种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认——但这种可能性并非肯定性。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这部“无时代”的长篇小说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前一分钟。它会不会成功呢?怀疑、无把握的巨大担忧充满了心胸。

为什么人不能达到根本,达到真实,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个“遵循着夜铃的误响”的乡村医生那样呢?卡夫卡从其本质出发不愿对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许诺和指导。他钦佩一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而他自己处于摇摆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绝对概念是自身中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Arrheton),那么这种摇摆就会是空洞无物的。在他的无把握中人们感觉得到一种遥远的把握,通过这种把握使无把握得以出现和保持。我已经说过,这一积极特征由于他个人总是让人感到安详和开朗,他的本质的温柔、思虑、从不慌慌张张,它也许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这一特征是被压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细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会透过昏暗的外壳看到其亮光闪闪的或说得确切些放射着柔光的核心。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绝望;但是他那叙述时的从容不迫和条分缕析,他那沉湎于细节,也就是沉湎于现实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义”他那在简洁的、经常通过短路构成的句子结构中和如此众多的风格转换中表现出来的幽默(那些债务人“变得善于挥霍了,他们在一家饭店花园中举行盛宴,而其他人则在逃往美国的途中在这宴会上稍事逗留。”)——所有这一切仅仅通过形式已经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和他所认识到的人类的普遍本质,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诵,这种幽默便显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他给我们朗诵《诉讼》的第一章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着实开怀笑了个够。而他自己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有时候一时读不下去了。如果联想到这一章可怕的严肃性,会感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便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愉快舒适的笑。但里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当然这一个成分是与一百个阴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并不想予以缩小。我只不过想同时指出人们在观察卡夫卡时易于忽略的一点:对世界和生活的乐趣这一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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