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糟蹋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这些文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的腐败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于民族自尊心，我决反对前一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设：如果莫窟第十六窟甬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一条，如果这条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从而把藏经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重大工程方案中，文保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熏心的破坏文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动摇。以我们今日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大规模外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中国境内的一切历史遗，不是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中国文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破坏中国文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取了教训。

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分业已整理版，相关著作正陆续翻译成中文。遥想当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希和在京的临时居——的匆忙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书馆里埋抄录的辛勤姿势，相比之下，中国今日的研究者的条件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中国学者共享了。那么，我期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提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日本或者法国。

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