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嫌我不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得大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完了事，就在阁楼门蹲着听，以便再要事时下楼快些。

母亲这才正看清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神，一下就动了她的心。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渐渐忘了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想积攒钱寄回家乡。二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那时母亲抬起，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着帽，来人的五官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直直的。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睛掉到一边去。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不均匀，成熟的一起一伏。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壮，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化的母亲合成一。

他，一考究的白西服，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面，黑黝黝的发，上了油，睛与眉有梭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不象三十四十年代电影里的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我不知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大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给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彩的小说。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大持说，男人的这一伸，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因为他上被母亲的貌勾掉了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个袍哥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下不了台。工正气得没办法，转看见那男人，立即陪了笑脸来。袍哥里认辈份，这个礼帽的男人辈份得多，问了二句，就走了来。

大生浪漫，老是没命地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我只能顺着大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象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女人。

扎着，有一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那时代，到那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发胡修剪得，女客则一律跟鞋，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狼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琅当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叉到时风该的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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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绸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会神地听起那个男讲他自己的世。这个世，是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的靛青布旗袍，衬苗条玲珑的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额，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大是对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

大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党，或是知青间谈恋。有时是亲历的实事：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欺压动了刀，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青年男，更为神采飞扬。

她了大门，一下楞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件都亮得晃，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咕哝了二句话，就匆匆走了。

男人叫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