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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越海峡:奥威尔之声2(3/4)

经有20多年了,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奥威尔选择这样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和桂冠诗人的得主作为这篇报刊文章的写作对象,显示了奥威尔日臻成熟起来的文学品味,揭示了他自认自己属于的文化圈子的情况。伊夫林·沃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是关于弗班克的;西里尔·康诺利当时忙于赞颂当时最新的先锋派小说,而奥威尔这一时期的职业发展,则是关注《福尔赛世家》的作者(高尔斯华绥)。

25岁的奥威尔在巴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叙述者似乎非常孤独,远离他的朋友鲍里斯,一个前俄国骑兵军官,还有他在小酒馆里认识的点头之交。与之相反,奥威尔在寄宿公寓的生活却一点也不孤单。他的内莉姨妈当时和世界语学家的丈夫住在巴黎(在1944年的《论坛报》上的一篇提及亚当先生的文章被保存了下来,文中奥威尔说“由于争斗本身是龌龊的,各种世界语的发明者们之间的争执总是很难解决”)。我们知道,这位姨妈的社交能力足以让她跻身奥威尔的朋友圈。麦克卢尔代理处的贝利先生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你的姨妈”另外,奥威尔去世前6个月收到的一位名叫露思·格雷夫斯的女人的短信中也提到了她。格雷夫斯女士现今住在美国,由于听到广播中对《动物庄园》的赏析而动了写作的念头。她回忆在巴黎的时候,她们俩晚上常常轮流准备周六的晚宴“在豪华大街上的我那间乱糟糟的小屋里愉快地聊几个小时的天”20年后的她非常珍视这段巴黎时光,其中包括“和一个戴着法国布里多尼的宽边帽子的高个子年轻人谈话,他和善而且思维敏锐”

这位露思·格雷夫斯是谁呢?在奥威尔的所有作品中都没有提到过她以及他们的共同的朋友“伊迪丝·摩根”也没有提到过这段让她沉醉的好时光。但是,显而易见,奥威尔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并不缺少朋友。所有的事实表明,这段时间作为一名流离海外,努力去了解巴黎,用心写作的文学青年,他的生活是惬意的,巴黎留给他的全是美好的回忆。像海明威一样,他喜欢春天的悬铃树,指出它的树皮和伦敦广场上的树不一样,不是被烟熏黑的。他喜欢上了植物园,尽管这种嗜好带有典型的奥威尔式的怪诞。20年后他跟一个朋友讲起,只有泛滥成灾的老鼠温顺地吃着你手里的东西才有趣。

1929年春天的这样的周六晚宴成了一个惯例。此间,奥威尔身体不适,偶尔写就一些报刊文章和草拟长篇小说。2月底,奥威尔生病了。3月初就住进了仁爱医院十五区的“流行性感冒”病区。《穷人之死》这篇令人毛骨悚然的随笔就是纪念这段时间的生活:他被拔火罐,硬被敷上滚烫的药膏,当然还遭受了其他的屈辱的对待。奥威尔认为自己得了肺炎,但是“流行性感冒”就是流行性感冒,15天后他就出院了,这也让“他得了重感冒”这样的解释更合理一些。不管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出院4天之后,他已经恢复得可以出席马歇尔·福煦在巴黎残老军人院的葬礼了。根据1947年奥威尔在《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次葬礼的描述,这次高卢人的葬礼之所以值得回忆,主要是因为有幸看到了和福煦同时代的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马歇尔·佩腾:“高高的个子,瘦瘦的,尽管已经差不多70岁了,身板仍然笔挺,蓄着浓密的胡须,像是海鸥的翅膀一样”看到了这个昔日的战士,人群骚动起来,大家都窃窃私语:“那就是佩腾!”奥威尔却害怕被人们这样打量,直到8年后他才愿意出席乔治·V。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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