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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越海峡:奥威尔之声2(4/4)

房租,他原先是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下和朋友鲍里斯在这里住了3个星期。之后他们在一家大旅馆(洛蒂旅馆抑或是客里隆旅馆)找到了一份大概是洗碗的工作,后来又到一家新开张的名字叫“让·科塔德旅舍”的饭店做同样的工作——只是鲍里斯成了服务生领班。

《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重点描述了奥威尔这四五个月的生活,描写生动形象,初步形成了后来的奥威尔式的特殊的写作效果:细节描写生动而冷峻(你会觉得只有奥威尔能写出人在快饿死的时候唾液的那种变化);对灰尘、肮脏或者掉进牛奶里的臭虫的挑剔;对那些终身都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的真真切切的同情。随手翻开《巴黎伦敦落难记》的任何一页,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可以称得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铺当衣服时的心理描写;某旅馆的地下通道让他想起巡游舰上低低的甲板(“都很热,很狭窄,弥漫着做饭时的热气,还有厨房炉子发出的‘呼、呼’的噪音,就和引擎发出的声音一样”);充满可怕气氛的饭店,在那里你什么都买不起,胖胖的厨师累得筋疲力尽还总被厨房管事虐待等等。描写的真实让这些痛苦更加深刻而真切,你会觉得要编造出像奥威尔所写的那样奇特的事情来实在是很困难的:到虚拟的共产主义社区去搬运洗衣袋、为俄国的一份报纸写文章介绍这样的“运动”关于某饭店楼梯下的情景——“10来个服务员脱了衣服,露出汗津津的腋窝,坐在桌子上拌色拉,把大拇指都伸到奶油罐子里。房间里弥漫着脏兮兮的食物和汗水混杂的味道”——这样的描述显然是第一手的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就是完全意义上的“真实的故事”书中描写的故事也不是就像它所描写的那样发生的。我们并非要指责奥威尔捏造事实,只是想指出观察和创作之间的差距,以及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技巧性创造、选择和区别对待。

奥威尔送给他在索思伍德的朋友布兰达·索尔科德的初版的《巴黎伦敦落难记》中,包含了许多他自己所作的注释:鲍里斯“和书中描述的一样”;关于对共产主义秘密社会的造访,他加上的注释是“我所描述的差不多就是事实上发生了的”;还有他3天没有饭吃的经历,他写道“这确实是发生了”;关于他对“某旅馆”的描述,他注释道“我尽我所能记载我所看到的”书的第3章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贫困生活的导读性内容,开头写道:“此后的章节并非我的自传,而是我的所见所闻。”在为索尔科德小姐做了这些注释之后不久,也就是1934年,奥威尔曾给这本书的法国编辑写了一篇简介,告诉读者,他并没有夸大事实,只是对事实作了筛选。“我所写的确实在某个地方发生过”书中人物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身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序言发人深省,极具启发性。比如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体是什么样的?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巴黎伦敦落难记》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关于高卢人(法国人)的故事,因为做作的“法国腔”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然而,这种地方特色被夸大了。其中关于下层人民生活细节的描写,比如用蒜头擦拭面包,使味道在嘴里滞留,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刚吃过东西等,读来让人怀疑是描述巴黎人惯常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查理如何在一家妓院诱奸了一个战战兢兢的处女的故事占据了一整章,很显然,这个故事是从19世纪晚期某个堕落的家伙那里听来的忏悔故事。关于诱骗守财奴卢克把扑面粉当成可卡因买的故事也很难叫人相信。鲍里斯向他以前的某个情妇求助,她给他的信读来也非常地不可信,倒是提供了一些可以同此前的亲英派人物所写的关于巴黎的文章进行对比的观点。《巴黎伦敦落难记》和撒克里的《巴黎掠影》(1840)偶尔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巴黎掠影》中描写了一个英国人自杀的故事,从此人的文件里也找到了他的情妇“菲芬”的一封简短而令人心痛的短信。读了这样的信,你会觉得撒克里即使没有完全转录原信的所有内容,他也几乎记住了信中的所有要点。与此相比,伊冯给她的“至亲至爱的小狼仔”的信,还有她记忆中的“你给我的那些甜蜜的吻”似乎都被润色过了。读者不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如果读者全盘接受书中所写的东西,那将是对《巴黎伦敦落难记》的攻击——只是读者开始发现奥威尔写作水平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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